穷是技术性的，忙是社会性的，穷忙是世界性的
穷忙族一点都不像职场问题，更像是社会问题。能否找到生机，有时候并不只是穷忙族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
美国《商业周刊》的两名记者米歇尔·康林和杰西卡·希尔夫不止一次在杂志上表达过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们都是奥巴马的忠实支持者。在民主党内部选举阶段，奥巴马一直不遗余力地在YouTube上向年轻人展示自己的领袖风范，这被米歇尔·康林认为是高明的一招：“奥巴马的成功要归功于那些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是千禧一代，国家的未来，但现在都在为生计忙碌奔波。赢得他们，也就赢得了20%的选民，即便他们现在都是Working poor。”
美国穷忙怎么忙？
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大约有4300万人的年龄在18—30岁之间，人数巨大，并且Facebook和MySpace的注册量可以证明他们之间联系紧密，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关注工作、医保和债务等现实问题，因为这些冷暖自知的数据恰恰是他们最缺乏的。
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尔斯观察过去30年间先进国家的发展过程，得出了劳动市场的“双元化现象”的结论，他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劳动市场弹性化发展，企业对高技术人员的需求量变大，但社会底层工作的缺口反而更大，很多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后发现除了清洁工、洗衣工、电话接线生和厨房助理的职位，他们再也找不到其他工作，理想和现实之间就是这么无奈和无情。这些工种的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远远不如高新技术行业，于是，越来越多的穷忙族出现了，成为后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
最新一代的美国穷忙族都出生在国家经济持续向好的年份，生长在财富快速增长的年代，一个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辈无节制地消耗资源、产生赤字，然后又是网络泡沫的破灭和次贷危机。这些人都努力工作，但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已经成为常态。《华尔街日报》做过一次调查，穷忙族最关心的事情中，经济形势、医疗保障和教育这类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总是位居前列。月薪能达到8000美元在美国就算正宗的中产，但《商业周刊》的统计中，超过一半的穷忙族都在为了3000多美元忙死忙活，其中一部分人还要把赚来的钱拿去偿还助学贷款，一份工资掰成N瓣来用。
一说到经济衰退、美元贬值和不断攀升的失业率，穷忙族内心就会隐隐作痛。但糟糕的还不止这些，自2000年以来，美国大学毕业生的薪酬水平经过通货膨胀率调整之后下降了8.5%，一边是工资能够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福利水平日益缩减，一边是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受苦的不仅是穷忙族，连中产阶级也觉得自己活得越发不滋润。
一个叫苔斯·贾米森的24岁乔治梅森大学学生也在YouTube上专门给奥巴马制作了一段视频，内容都是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她原本每年冬天都可以和家人一起去滑雪，但随着经济形势恶化，她已经6年没有滑过雪了；她的一个朋友月薪7000美元，怎么算也不是穷人，但一遇到母亲生病，就只能乖乖地每月拿出6000美元用作治疗费，然后自己一日三餐吃土豆；她的祖母当了30年教师，所得到的退休金和社会福利金竟然入不敷出。看起来，穷忙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忙活了一辈子的人也有可能发现自己突然之间连生活都成问题。
每个人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经济前景和职业前景看上去都不甚明了。除了共同富裕的北欧国家，大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穷忙是从年轻时开始的，但你老了之后，未必能够摆脱它。
中国的穷忙现实
中国的大学生可能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穷忙族，否则不至于有人甘愿以免费试用一年的代价争取一份口粮，连穷忙都变成抢手的权利，混得好点的人也觉得前途不保险，思索得最多的问题是明天该往哪儿跳槽，速度和这个国家的发展一样快。
有人问郎咸平，为什么中国大学生毕业后都活得艰难。他想都不想就回答说：“没办法，这个国家的生态是这样的。我们没那么多高新技术产业容纳大量的大学生，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是靠低层次的制造业撑着的，要想找工作，去他们那儿。”他说的是事实，“快中国”还没有走到创意立国的时候，“世界工厂”靠规模取胜，而非技术。另外一边，更多的企业在努力减少正职员工的名额，打工、签约、派遣等非正式员工的编制越发庞大，珠三角的企业正在群体策划搬家到浙江去，理由层出不穷。这种现象不是中国独有，德国汽车业也走过这条路，尽管产业越来越赚钱，但总雇佣的正职员工数量却逐年下降，只不过，这种作业方式现在传到了亚洲，中国和越南正在积极采用它。
有人说是对职业生涯缺乏规划导致了穷忙族的出现，但个人规划和大环境的现实之间总有落差，有时候它并没有决定人生的效果，总有不期而至的变化让你的规划死无全尸。我的一个朋友去年大学毕业，进了移动公司工作，职业命运的起点比他的许多同学高出N个级别，但今年，公司内部一纸内部文件宣布，新员工的晋升和工资增长都以工作年限为参考，5年为一个级别，他的规划也随之全军覆没。是留下来守着每月3000元钱熬生命，还是去外面体验连滚带爬的打工生涯？这简直不是主动的规划，而是形势逼迫下的两难选择。这一点都不像职场问题，更像是社会问题。
穷忙族的出路
1998年德国穷忙族占全国在职人员数量的3.9%，但根据最新统计，德国穷忙族现已增加到7.4%，西欧各国的情况差不多，就算富得流油的瑞士也有近30万穷忙人士。
富者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靠技术和版税吃饭，穷者留在机械劳动时代，靠一丝不苟的态度处理庶务性工作，以求能够挣满工分。不同工种的待遇差异就像社会的贫富悬殊一样，把人分别扔在两极。台湾《商业周刊》给出了一系列教人如何摆脱穷忙的方案，从闲暇时考证照，念EMBA，到学习投资应有尽有，活脱脱一部创富参考书。但为了糊口而终日奔忙的穷忙族能否抽出时间进入上述步骤则是个疑问，况且，商业世界的变化太快，投入时间和精力以后，很可能发现自己又穷忙了一阵。
亚洲最先出现穷忙族的国家是韩国和日本，在金融风暴之后，产业结构的调整让多数人进入到穷忙的行列。5月，八国集团劳工部长会议在北海道举行，今年的议题是“如何找到穷忙族的生机”。与此同时，中国人正在揣测奥运会后的经济走向，至少股市上的数字不能给人太多信心，能否找到生机，有时候并不只是穷忙族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
警惕上行社会的“下流化”，穷忙没有获益人
穷忙族的利益分配被“洗劫”了吗？一定是，但洗劫者也没有受益。一个经济提速的上行社会要警惕其“下流化”的怠速和道德怨恨。
比穷更可怕的是穷忙。比穷忙更可怕的是没有受益人。资产缩水、货币通胀、事业遭遇瓶颈、人生碰到天花板，财富在分配、转移之后迎来第三个象限：蒸发。富者没有更富，而穷者变得愈穷。
一位中产阶层人士惊呼，别说老百姓了，我自己都处处能感受到生活资料的压力：手机在降价，但手机变成快速消费品；电视在降价，但高清电视并不便宜；汽车在降价，但汽油在涨价；挣钱容易，花钱更容易，贬值也更快。
GDP代表你很忙，人均GDP代表你很穷。从群体定义穷忙是一个阶层，从社会定义一个国家都在穷忙。
一个群体的穷忙
不要嘲笑穷忙族，我们都是或曾是其中的一员。
一位做音乐版权的朋友，每天忙得团团转，几个CASE同时砸在手上，他在北京的建外SOHO上班，在MSN上与朋友聊天的时间与心情全都没有（多么值得同情啊），但心态却出奇的良好，当他终于抽出一个小时与朋友共进午餐时，他说：“我现在付出的工作强度与时间与薪水不成正比，但我听从一个朋友的说法，现在的付出将在两年后所领的薪水中得以体现，而两年后不干什么活时的薪水现在发给我了。”
一位时尚杂志的执行主编（也穷忙吗？当然）正在“闹”休假，这位3年内从资深编辑、首席编辑一直做到执行主编的女性严重透支，她的服装穿得越来越高级，但声音越来越嘶哑、脸上的倦容挥之不去。她变成了“重要人士”而非成功人士，每个人都很需要她，上至大老板，下到某个活动的参与者，她看起来像被利用的对象，被反复利用、无度地利用，她自己一定也时时有这种感觉，并不断淡化这种感觉。假如不工作，她将一无有，而工作，并没有给她催生更多有意义的事物，反而是一剂衰老药。
这是乔治·巴塔耶所宣称的“一个普遍耗费的时代”，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席卷一切。人们倾向于自我损毁。正如他所说，一个年轻人可以毫无道理地浪费和破坏，“当他自我破坏、自我浪费同时又无所顾忌时，最有头脑的人也会百思不得其解，或把自己想象成病态的、他无力为自己的行为作功利主义的解释。” 破坏性地使用自己的发动机和轮胎，并从中感到自我的重要性、获取他人尊重、满足成就感，这是否可以看作是穷忙族的依赖性心理呢?
也许，穷忙族更需要做做人生规划，找人看看自己的星盘有没有风筝、大三角、钻石形的大三角之类的好形状，以及是晚年暴富、贵人相助或是走偏财运。比如说，莫言的星盘就比余华灿烂，事实也的确如此，好事都快被莫言占尽了。要不，就去听一听胡茵梦的心灵学教程，虽然她最后也会扯到星盘上，而且学费有点贵。可能还有你从未听说过的“第四道”，这个有点怪的培训组织在他们出版的书籍上都印有你不易发现的“道”的字样，他们所讲演的“修行观”教你如何取得成功：当走红的编剧、能卖出价钱的艺术家、练就嫁入豪门本事的剩女、成为时来运来的经纪人和投资人等等。
关键是要想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史铁生在一篇叫《好运设计》的散文中说：“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才智、奋斗和努力、好运和成功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真的已经无路可走真的已入绝境了吗?是的，我们已入绝境。”可最后，他人云亦云地说“过程最重要”，这使得这篇文章的价值判断业已过时，最起码，“过程和结果要同等重要”，否则就是一场自欺欺人的胜利，继续充当穷忙族和畸零人好了。
所谓的人生理想，无非有两条通道：对物质与艺术的创造、享用与占有。心灵充裕、财富充裕。我想，没有人不认同这点。就连写出《瓦尔登湖》的梭罗也莫出其外，只不过他将自己的那间茅草屋看得比金矿还重。
穷忙族容易演变成埃里克.霍弗所言的“狂热分子”，当人们从“分内”的“事情”中得不到自我满足时，就会倾向于向“分外”的“事业”中去寻找归属，这可能会导致一些社会性问题的出现。
穷忙族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象，尤其是当中上收入者亦有穷忙之惑时，这个群体已经有扩大成阶层的危险了。
一个国家的穷忙
3年前，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来北京时，就借本刊探讨过“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的话题，没想到，3年后，这个群体的形态从萌发到壮大，卷进来越来越多的大众。外界看来，这个群体类似于“清晰度低、参与度高”的冷介质，但其实环顾四周，你、我、他早已被网罗其中。
陈志武将逻辑归结于两点：一是制度性的转型，像巨大的离心机将一些人沿着抛物线扔出了资源分配的核心；二是金融市场的缺失，如果不将万事万物证券化，万恶的资本主义以及邪恶的财富都会与你失之交臂－－人赚钱只能从穷忙走向富忙，钱生钱才能把一切资源估值变现，包括你的情感、忠诚、创意都会成为向银行透支的信用，让国家和金融寡头为次贷危机买单。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和欧美所遭遇的一切危机都会在中国找到回应。穷忙族也是日本的产物，三浦展写了一本很烂但很管用的书《下流社会》，“working poor”的指称就出现在这本书里头。在中国，“飞特族”似乎还是一种时髦，但它的确切内涵是指那些“以正式职员以外（打工、兼职等）的身份，来维持生计的人”。青山七惠在《一个人的好天气》中所表达的那种感觉，说白了不正是被主流社会抛弃和漠视后的自我疏离吗？这种冷调子的场景，意味着一种繁茂景象下的人和人之间的陌生化、冷漠化和对内心城池的修建，这是消费主义时代的加速度：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密，人和自己的关系得到神的暗示。
新的阶层分析将被一些时尚的词汇裹挟并改写。比飞特族更惨的是尼特族，他们的特征是“三不”：不上学、不就业、不培训。这个群体在中国被称之为“啃老族”，也就是吃父母。与之对应的是“富二代”，不但有老可啃，而且一步迈入中产阶层；没老可啃又不愿穷忙，最悲惨的境遇就是“流浪族”，他们也有两个指征：像流浪汉一样露宿街头；要想再进入社会的循环体系中万难。在日本，流浪族不在少数，在中国，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
别以为穷忙族尽是些年轻人，日本战略专家大前研一在接受台湾《商业周刊》时说：“你的薪水最高峰，平均是在40岁左右，过了这个尖峰，便鲜有机会升职或加薪。你也别再以为，只要咬牙忍一忍，好日子还会回来。”大前研一所著的《M型社会》探讨了这个现象，他认为中产阶层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准正在下降，就像“M”的形状。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超级富豪大赚全世界的钱，财富快速攀升；另一方面，随着资源重新分配，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而沦落到中下阶层，整个世界分成三块，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但是中间这块，就忽然陷下去，然后不见了。在中国，许多中等收入者也感同身受。
美国人在探讨“超级阶层”如何影响全世界，有一个规模不到1万人的超级阶层在发挥全球影响力，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会影响到某个区域千万人的生活。日本人在探讨中产阶层的衰落，人们要么变得更富，跻身上流社会，要么变得更穷，变成穷忙一族。中国的中产阶层还未壮大成形，伪中产在“M”型中更易向左侧的穷人转移，财富的不稳定、不安全、货币政策的缩水、股票市场的慌乱、不动产市场的观望等等，都使得原本后顾无忧的中产者开始“忙”了：有一篇理财文章说，资产没有超过两千万，一个中产是无法负担一家老小一辈子的生存、疾病、教育、旅游与生活质量的改善的。
自《世界是平的》之后，社会学的研究迎来了第二次转变：第一次是固态社会学，基于人类学和相对稳定的区域社会学，就可以使社会学成为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和理论建构；但这在全球化的冲击之后远远不够，人们要迎来社会学的第二次革命，一个液态的社会学研究形态正在出现，人们要在互为因果、互相印证、互相指认、在流动与不确定性的液态社会下，去找到一个漂浮国家的新的理论支撑点，是的，我们都漂浮与依附在这个社会的膜性结构的表面，进入不到核心的资源分配中去；而一个气态社会的来临，难道要等到下个世纪？国家主义的樊篱被打破？全球一体化的最终形成使得大同社会的初露端倪、乌托邦的幻象成真？人们的争端与吵吵嚷嚷只集中于文化与艺术的领域？地球村的预言第二次从社会结构上得到体认？
当一个国家处于穷忙之中，就像发动机空转而车轮没有前进一样，这就是需要警醒之处：一个上行社会阻滞于“下流化”的节点。
国家不富，人民不安；人民没赚到钱，国家也不会答应。穷忙没有受益者，液态社会中，财富外流的速度超出想像，人人都在烧钱，人人也都在纳闷钱烧哪儿去了。
点击播放/隐藏媒体
